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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型时代系列谈之二:把握并适应大转型时代的发展趋势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2014/8/23 18:02:17

 与以往不同,未来的5-10年,我国无论是增长还是转型都处在重要的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转型的趋势正在形成。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把握并适应大转型时代的发展趋势。


 

  与以往不同,未来的5-10年,我国无论是增长还是转型都处在重要的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转型的趋势正在形成。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把握并适应大转型时代的发展趋势。

  首先,消费新时代的发展大趋势。

  我国是不是进入消费新时代?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在消费结构升级方面,一是生存型消费需求明显减少,发展性消费需求增多。城镇居民由工业消费品为主向服务消费为主转变。从农村来看,大部分家庭消费也正在发生变化,由生活必需品为主向工业消费品为主转变。二是物质性消费需求减少,服务性消费需求明显增多。例如,城镇居民人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娱乐三大类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型支出的比重从1985年的12.79%上升到2012年的33.3%。三是私人产品短缺矛盾大幅减少,公共产品短缺矛盾日益增多。通过改革开放从总体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能不能解决老百姓普遍关心的医疗问题、义务教育、养老等问题,逐渐成为全社会全面快速上升的公共需求。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到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这是我国发展进步的成果,更是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面临着的突出矛盾。

  在消费规模扩大上,尽管现在的消费存在诸多问题,但是消费规模在不断扩大。一是人均消费水平不断提高。1978-2013年,全国平均消费水平从184元增长到15632元,以1978年为基数增长了85倍。二是消费增量不断加大。例如,2012年,城乡居民消费增量超过2万亿元,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年的消费总量。三是消费总规模明显扩大。1978-2012年,城乡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从1759.1亿元增长到19.04万亿元,2013年接近24万亿元。按照这样的速度发展,到2020年,我国内需(投资与消费)的总规模将达到100万亿元左右。如果这个判断大体是客观的,那么未来10年左右,我国经济保持7%左右的增长是有条件、有基础、有可能的。

  在消费释放的增长前景上,消费增长或者是消费的扩大将会给我国的发展前景带来什么呢?一是可以支撑未来10年7%左右的经济增长。初步估算表明,按照70%-80%消费释放总量来估算,未来10年我国保持7%的经济增长是有现实基础的。二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升级。消费新时代背景下结构调整突出的特点是服务业开始成为主导产业,并且成为就业的主要渠道。三是推动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未来10-15年,如果能保持7%左右的经济增长,人均GDP就可能达到或超过1.2万美元,这标志着我国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是大转型时代我们要追求的基本目标。

  其次,人口城镇化新时代的发展大趋势。

  我一再强调人口城镇化率,为什么?如果农民工长期不能融入城镇,人的城镇化从何谈起?也就是说,人口城镇化是实现人的城镇化的前提条件。

  一是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变。人口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2013年,我国的规模城镇化率是53.7%,但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与2011年世界的平均水平还差15个百分点。按照中央户籍制度改革进程来看,到202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53%左右。按照《国家“十二五”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布局,我国将形成“两横三纵”的城市区域格局,这将带动新一轮人口流动和资源要素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预计到2025年,我国超百万人口的城市将是目前的两倍。例如,现在许多县级市人口规模大都在70-80万左右,未来8-10年,越来越多的县级市人口将超过100万。
 
    二是由劳动力城镇化向农民工市民化的转变。未来几年,将是劳动力城镇化向农民工市民化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通过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对城镇常住人口的全覆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重点领域的改革将取得突破性进展,到2020年我国会总体解决存量农民工和增量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农民工市民化牵动影响全局。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在城市安家,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和义务,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的社会生存环境,避免数量众多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游离和漂泊,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且其中一部分农民工群体有可能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这对我国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重大。

  三是公共资源配置由大中小城市失衡向均等化的转变。人口的流动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伴随着产业布局的调整,哪里能找到好的工作,就业人口就流动到哪里;二是伴随着公共资源的配置,人们倾向于到公共资源配置好的地方生活。

  第三,服务业主导新时代的发展大趋势。

  我国的工业化已进入到中后期。工业化中后期经济结构的重要标志是服务业占比要大幅提升,一般都不低于55%。也就是说,服务业占主导地位是工业化中后期的一个发展大趋势。

  一是全社会的服务需求全面快速增长。2013年,我国服务业比重46.1%,工业比重43.9%,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上半年达到46.6%。预计到2020年,我国服务业的比重将达到55%左右。与此同时,服务业成为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有专家估计,2008年我国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新增加就业80万人;到2013年,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新增就业170万人。事实证明,服务业开始成为扩大就业的主渠道。

  二是服务业主导地位的确立。目前,我国服务业比重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值为68%)、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值为60.4%),而且低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平均值为53.5%),与同是新兴经济体的印度相比至少低10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的服务业人均产值只有美国的29%,而制造业产值却等于美国的125%。因此,我国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要加快向服务业为主导转变。比较理想的目标是:在2015年服务业比重达到50%,对经济贡献率达到40%-50%左右,对就业贡献率达到40%左右;2020年服务业比重达到5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对就业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

   三是服务业市场的开放与制度创新。从我国的情况看,加快服务业的发展速度、提升服务业的发展质量,关键是市场开放。

  首先,服务业对社会资本全面放开。随着服务消费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服务业发展更有赖于发挥社会资本对市场需求反应灵敏的独特优势,这就需要抓紧出台加快服务业向社会资本开放的实施细则。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邮政快递等行业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实质性打破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对社会资本的投资限制;加快公共资源领域对社会资本放开;尽快在石油、电力、铁路、金融等垄断行业推出一批向社会资本开放的重大项目,实现非公经济参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新突破。

  其次,要加快服务市场对外开放进程。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重点,积极推动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关键是实质性减少负面清单内容,凡国家法律法规未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加快向外资开放;把教育、医疗健康、金融和文化娱乐作为加快服务业开放的重点;加快扩大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将CEPA框架下对香港的优惠承诺逐步拓展到现有的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区内;加快拓展与新兴经济体在金融、信息、物流等服务领域的开放合作。

“市场决定”不仅限于经济领域
大转型时代系列谈之一:改革要倒逼,更要把握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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